当知道李善兰后不仅对牛顿和莱布尼茨产生了怀疑还对相对论产生了

　　原标题：当知道李善兰后，不仅对牛顿和莱布尼茨产生了怀疑，还对相对论产生了质疑

　　李善兰是继梅文鼎之后清代数学史上的杰出代表，是中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和植物学家。其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清史稿》载：“李善兰强绝人，其于算，能执理之至简，驭数之繁，故衍之无不可通之数，扶之即无不可穷之理。”

　　最能体现其卓越的数学才能的，当是李善兰通过自学翻译西方近代数学和着书立说，为我们留下了宏丰论著，诸如《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

　　但是，李善兰的著作并非翻译自西方，而是他走上了一条与徐光启、王徴之流一模一样的不归路。

　　只是与徐光启、王徴等人不太相同的是，他虽然借助耶稣会传教士之力入京师同文馆作总教习，但其内心深处又有一些挣扎，想要维护华夏文化，所以在传教士命令下把华夏诸典籍托名给莱布尼茨、牛顿等人，甚至冒充莱布尼茨名义伪造与西方传教士往来的信件时，他偷偷留了一个小小的心眼，在字里行间留下了一些传教士看不懂的线索。

　　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由恭亲王奕訢和文祥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并于1862年8月24号正式开办，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前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设立的旨在培养俄文译员的俄罗斯文馆，以外国人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属总理事务衙门。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三十年。

　　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李善兰是在传教士开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七八年，作出了令传教士们满意的成绩，才经人推荐，谋得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总教习职位的。

　　而他在传教士眼中最大的成绩，就是把自己呕心沥血四年写出的高等数学微积分论著托名给了牛顿那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托名给了莱布尼茨等西方名人。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晚期的诗人和艺术家，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公众都只知道他们的名，而不知其姓，如拉斐尔、菜奥纳多、米开朗琪罗等等，像人们熟知的但丁，这仅仅是一个别名，是杜兰特的缩写。

　　为了避免不同人的混淆，就在名字后加上一个地名，例如，拉要尔达“的”乌尔比诺，列奥纳多“的”达芬奇。农民、手艺人、僧人或接生婆只要不离开他们日常的活动范围，有一个教名就足够了。

　　近代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是一种政治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明治三年（1870年），岛国政府决定，普通百姓可以取姓。但政令下达后，很多人无动于衷，于是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要受到惩罚。这时，岛上平民百姓才开始火急火燎地请人起姓，于是什么井上、渡边、田中、松下等等就出现了。

　　在欧洲，英国取姓比较晚，英国王室“温莎”一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取的。

　　牛顿的全名是艾萨克·牛顿，英文名ISAACUS NEWTON，拉丁文名ISAACO NEWTONO，有其大作拉丁文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证。

　　牛顿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生活在林肯郡的小村子伍尔斯索普。到了牛顿父亲老艾萨克这一代，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却依然是农民阶层。老艾萨克在自家24顷田地旁边，购买一栋破旧的庄园住宅，修整之后住了进去。

　　1642年4月，就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老艾萨克结婚了。他的妻子名叫汉娜·艾斯库，是当地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变故“下嫁”给了老艾萨克。

　　两人结婚仅仅6个月之后，老艾萨克就因病去世了。此时，汉娜已经怀有身孕，幸好她继承了老艾萨克的所有遗产，才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到了圣诞节那天，艾萨克·牛顿出生了。

　　牛顿的父亲去世时，留给了孤儿寡母相当丰厚的财产：单单是住房土地和劳动工具，就价值459磅12先令4便士，还有234头羊、46头牛，以及几个谷仓的粮食。牛顿3岁时，母亲汉娜改嫁给了15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的牧师，此人63岁，据说比较富裕。3岁的牛顿被留在父亲的老宅子中，由外祖父和外祖母抚养。11岁时，富裕的老牧师去世，母亲带着3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返回家中。

　　1642年时，就连英国王室都没有姓氏，但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牛顿家族，却出人意料地拥有姓氏。

　　实际上，根据程碧波教授等人查阅大量国外资料的结果，发现“ISAACUS”的真正发音和含义是“三一修士”，“NEWTONO”就是“伦敦”，而“ISAACUS NEWTON”的完整发音和含义则是：

　　原来，“牛顿”是“伦敦三一学院修士”的整体称呼，包括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都被称作“伦敦三一学院修士”，即“ISAACUS NEWTON”。

　　就像利玛窦写的那本书一样，中文名叫《利玛窦中国札记》，而拉丁文名则是：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而利玛窦本人的拉丁文名则叫“欧几里得”。

　　李善兰（1811~1882）浙江海宁人，原名李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和植物学家，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研究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现称“自然数幂求和公式”），这些不仅仅是李善兰个人最大的成就，更是中国十九世纪最重大的数学成就。

　　可是，根据程碧波教授等人的考证，“Gott/fried”居然就是“竟芳”的发音谐音，“Wil/he/lm”即“李心兰”，“l”即“李”，“h”的传教士发音中可为“[x]”，“lm”即“兰”。故“lhelm”为李心兰。

　　“Leibniz”中的“b”的传教士发音与“h”可同，因此亦为“[x]”，西语“x”和“s”后来有颠倒发音，之前“s”发音为“[x]”，“x”的发音为“[s]”，所以西语对此发音混乱，“Leibni”既可是“李心兰”，亦可能是“李善兰”。

　　李善兰可不只是在这些方面留下了印记，他还在托名莱布尼茨的大量中国文献中留下了许多其他的线索。比如，在《数理格致》中他虽然没有署名，但通过其他方式留下了“螟巢”印章。

　　把《数理格致》的内容与明朝的典籍进行印证对比，赫然惊觉“螟巢”原来就是明朝啊！

　　其一，清朝大规模焚毁明朝典籍，民间为了保存火种，故意以此作为标识，这才躲过了清廷的毁书行为（注意，这不是个案）。

　　其二，李善兰既然投靠了教会和传教士，就必须为教会服务，应传教士的要求，宣称《数理格致》翻译自西文，为了保住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的工作，他不得不从。但是，又出于维护华夏文化的目的，他在《数理格致》上保留了“螟巢”印章。

　　不久，为了自己的前途，便至墨海书馆登门拜访传教士。由于他在算学方面颇有天赋（研读朱世杰《四元玉鉴》，此书一般不易读通，而李善兰“深思七昼夜，尽通其法），令伟烈亚力（1815年4月6日-1887年2月10日，Alexander Wylie，英国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颇为赏识，于是俩人决定通力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

　　墨海书馆由JD新教伦敦会麦都思创办，马六甲（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慕维廉（1822年-1900年，William Muirhead，后当选为JD教广学会副董事长）、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该书馆主任）等人在此工作多年，其中一个重要工程是翻译并出版《耶经》，以「翻译传道」为主要业务。

　　不久，便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产业，在科举制度之外，为传统落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之地。

　　1828年出生于苏州甫里镇的秀才、墨海书馆编辑王韬对这版畅销多年的经典译本颇有贡献。

　　从1849年-1862年，王韬一直在墨海书馆任职。在此期间的1854年，27岁的王韬接受了基督教的“受洗”仪式，还经经麦都思结识了洪仁。1849年，王韬父亲去世后，王韬经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麦都思介绍，到其负责的墨海书馆当编辑。这个王韬与李善兰有交集，也不简单，林语堂称呼他为“中国记者之父”。1860年王韬又帮传教士们先后两次起草修改文件，因为有此履历，且与清军从太平军处截获的署名为黄畹的字都是兰卿，文风笔迹一样，被上海当局下令抓捕。王韬在英国领事馆躲避三个月后前往香港，并于1862年10月到达香港。“黄畹书信事件”以后，王韬被称为长毛状元，长毛即太平军的代称。

　　1871年2月4日，王韬与朋友在香港合办《循环日报》，王韬作为该报主编，撰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甚至影响了孙中山。

　　李善兰除了与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外，还与艾约瑟（1822年-1900年，代表作《地理全志》，伦敦宣道会宣教士）合译了《圆锥曲线卷，内容包括虚数概念、多项式理论、方程论、解析几何、圆锥曲线论、微分学、积分学、级数论等。

　　1858年，李善兰向墨海书馆提议翻译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舍尔的《天文学纲要》和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此外又与英国人韦廉臣合译了林耐的《植物学》8卷。

　　有一年，英国牛津大学招生的数学考试题中，其中有一道较难的应用题，学校说，只要考生能解出此题，不但可以破格录取，且发给100英镑（相当于清朝500银元）。当时，竟无一位英国考生能够解出。学校又宣布延长一个月交卷，仍未有人解出。

　　此事在英国轰动一时，传至上海后，墨海书馆的几个传教士都知道，也是束手无策。后来，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善兰，没想到他很快就解答出了这道应用题，并且简捷巧妙。后来，傅兰雅还把李善兰的解法刊登在1877年上海出版的《格致汇编》上，并寄回了英国。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诸多深奥的典籍，标注的却是“英国奈端（牛顿Newton）撰，伟烈亚力、傅兰雅口译，海宁李善兰笔述”。

　　看看，从明朝到清朝，传教士那套还是没变，全部都是某某传教士口译，华夏人笔述。

　　伟烈亚力这个学生连个原本都没有，居然能凭记忆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代微积拾级》口译给老师李善兰，然后由李善兰笔述出来。

　　实际上，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内的相关典籍，根本就是李善兰提供的，然后翻译为英文的。

　　1937年2月22日，章士钊之子、浙江大学教授章用在给李俨的信中写道：“《数理格致》四册，书内又题《数理钩元》，有‘螟巢（明朝）’印，虽未署作者译者名，然细读之下，即知为奈端译文，其出自李善兰手，亦无疑问。钞本图表均留有空格待补，以校欧文原籍，亦若合附节云。”

　　不过，当看到《数理格致》 的原书时，却发现上面印的不是《奈端数理》的名字。

　　《数理格致》如果是西方的著作，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必定署名，而且肯定会大力宣传（哪怕真有某本书没有作者署名，也会托名到某个名人名下，以抬高其光辉形象，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出现哪本力作无人认领的情况）。但是，《数理格致》的原书却未署作者和译者名，哪怕是韩琦在英国发现的版本也未署作者译者名，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么？

　　假如中文版《数理格致》是翻译自西文版本，那至少也应该会有一个翻译者的名字吧？

　　1852年-1859年，李善兰译成著作七八种，共约七八十万字，其中不仅有他擅长的数学和天文学，还有他所生疏的力学和植物学。

　　1868年，由于前期的配合和付出，得益于传教士的大力扶持，李善兰走马上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总教习（相当于教授）。

　　李善兰创造了很多术语名词，比如“函数”。在中国古代“函”字与“含”字通用，都有着“包含”的意思；古代用天、地、人、物四个字来表示四个不同的未知数或变量。

　　故此，李善兰认为：凡式中含天，为天之函数（凡是公式中含有变量x，则该式子叫做x的函数）。即凡此变数中函彼变数者，则此为彼之函数。

　　也就是说，函数指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一个量中包含另一个量。

　　《代微积拾级》一书中附有第一张英汉数学名词对照表，其中收词330个，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已为现代数学所接受，有些则略有改变，也有些已被淘汰。

　　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年-1900年）出版于1870年的书中，生动记载了李善兰和传教士的交往，以及在墨海书馆的译书活动，并最早提及李善兰翻译《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事：

　　“星期天下午，麦都思（英国传教士）在教堂的圣事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中国人走到讲坛，把一本小书交给他，问他是否知道其中的内容，看起来，此书包括一些图表，麦都思博士要他第二天到他那儿去。经查，它是一本关于高等数学微积分的论著。

　　他数学天份极高，对任何分支都没有困难。他研究了一部代数著作，欧几里得著作的后九章，一个关于三角和微积分的全面系统（ 指《代微积拾级》） 。他翻译了赫失勒的《谈天》，胡威立的《重学》，以及其他科学著作，都尽可能用最容易的方式， 体现出他对每一课题的全面掌握。他急于翻译牛顿的《原理》，现在正在从事此书的翻译或新近完成了翻译。他已被任命与北京的皇家天文台（实为同文馆）事务有关的职位，远比任何其他官员能够胜任。”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也提到李善兰翻译牛顿《原理》一事，文中称：

　　“李君系浙江海宁人，幼有算学才能，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初印其新著算书。一日，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与麦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之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又与艾约瑟译《重学》，与韦廉臣译《植物学》，以至格致等学，无不通晓。”

　　注意，李善兰到上海登门拜访麦都思时，是带着自己那本“四年艰巨劳动的结晶”，即“高等数学微积分的论著”去的，还问泰西有此学否？

　　他是凭借明朝遗留下来的华夏典籍自己撰写了一本微积分论著！与莱布尼茨、牛顿没有半毛钱关系。

　　傅兰雅和李善兰合译牛顿的著作《原理》是在翻译馆内进行的，而据傅兰雅江南制造局译书事略记载，翻译西书之事起于1867年冬，1868年6月，在制造局内所设之翻译馆专门翻译西书。同年，李善兰受郭嵩焘的推荐，在总理衙门的催促下入京，担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

　　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内容中也可以证实其抄袭华夏典籍，并在传教士手中不断增补。

　　例如，《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中到处是“几何”的中国典籍的用法，但是对“几何”概念的解释却牛头不对马嘴，这正是其抄袭自中国典籍的特征之一。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序言中说：“由于匠人们的工作不十分精确，于是力学便这样从几何学中分离出来，那些相当精确的即称为几何学，而不那么精确的即称为力学。

　　牛顿不懂“几何”的含义，所以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出现了大量循环定义。循环定义，是牛顿倍受批评的内容之一。

　　“‘某量可以被更小的某度来整除，此量即为大几何，此度即为小几何。若不能整除，就“不为大几何内小几何也’，换言之，就不叫几何”。

　　因此，“几何”的数值一定是最小刻度的整数倍。当然，若某刻度不是最小刻度，则当然能出测量出以某刻度为单位的非整数值。

　　因此，在华夏典籍中，“几何”与图形并无必然关系，它强调的是如何测量以及不同测量刻度下的度数值。

　　“几何”可以用在图形测量上，也可用在质量、密度、力等任何对象的刻度测量上，其测量的核心，就是“刻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到处都提到“几何”，并且其“几何”到处都有中国版典籍对“几何”的用法，但牛顿每到解释“几何”是什么时，就完全错误。

　　并且，李善兰版本中有“几何”二字的，在罗密士版本中必有“geometry”或“geometrical”来对译，而在罗密士版本中有“geometry”或“geometrical”的，在李善兰版本中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几率没有用“几何”一词来对译。

　　上图黄色高亮部分即为罗密士版本中的“几何”的英文单词“geometrical”。

　　上图中，李善兰《代微积拾级》与罗密士版本对应的文字部分，与罗密士版本显然是逐字逐句对照翻译的。但是上图中没有出现任何“几何”的文字，而是“作图”二字（红圈部分）。而在罗密士版本中，显然把李善兰的“作图”都直接翻译成“geometry”或“geometrical”了。

　　罗密士把“作图”翻译为“geometry”或“geometrical”，是符合今天人们，也就是现代西方几何学对“几何”的理解的，但是李善兰在一本各卷都叫“代数几何”的中文书中，却没有把“geometry”或“geometrical”翻译成“几何”，而翻译为“作图”，这是极不正常的。

　　罗密士版本中还把“中国对数表”硬生生掐去“中国”二字，直接翻译为“the common system”，可笑不？

　　《数理格致》的定义翻译为现代文为：“物质的测量值，是以疏密和大小的乘积作为刻度（测度）来测量的数值”。

　　牛顿的实质定义是：“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测量值，可由密度和体积共同求出”。多了一个画蛇添足“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测量值”，以及少了“密度和体积之乘积作为刻度”的测量手段的几何阐述。

　　李善兰在《代微积拾级》中曾说：“来氏说今西国天算家大率不用，惟用此禾字，取其一览了然也。”

　　（2）来氏最终选取了积分符号“禾”，因为“禾”的字形很醒目，能一目了然。

　　所以恰恰是“禾”的字形本身的醒目特点，让莱布尼兹选取了“禾”作为积分符号。

　　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第257-258页

　　正如上图所示：1686年莱布尼茨发表在《学艺》上第一篇积分论文中，并没有我们今天的积分号;，在印刷品中出现的积分号倒很象现在的“ f ”。该信息非常确切：

　　如果李善兰是在阐述康熙时代莱布尼兹对数学符号的评价，就不应说“今”，直接说“来氏说西国天算家大率不用”即可。

　　李善兰在《代微积拾级》中使用了大量中国数学符号，而莱布尼兹说“今西国天算家大率不用”，这分明就是在和李善兰探讨现在的数学符号该如何选取，来氏是知道李善兰在《代微积拾级》中使用的中国数学符号的，才会说“今西国天算家大率不用”。

　　而“今西国天算家大率不用”也解释了“加”“减”与分子分母布局的符号为何与西方不同，——这不是李善兰改了西方符号，而是西方改了中国的计算符号。

　　牛顿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体系，而爱因斯坦又超越了牛顿的经典时空体系。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体系中，物体的运动是由力来维持的。而爱因斯坦引入了光速不变，从而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又引入加速度与引力等价的假设，建立了广义相对论，统一了时间和空间，构建了全新的时空观。

　　“万物存在于空间中，如果这是其特性，那么空间的支配力是令人惊叹的东西。空间的支配力在其它所有事物之前。没有空间，其它事物不能存在，但没有其它事物，空间可以存在。空间中的事物消失了，但空间不会消失”。

　　（5）所有空间都有上下之分，所有实体自然到其合适的位置并停留在那里，形成上下方向。

　　以上内容，亚里士多德是说，空间是包含万物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脱离万物而存在，具有对万物的支配力，可以让万物自然到达其合适的位置并停留在那里。

　　虽然时间用运动来度量，但时间是与运动不同的东西。并且他设想了时间的有趣性质：时间的组成部分是类似线段的两个端点，表前一段时间的结束，和后一段时间的开始。但不是表示同一个点的开始和结束，所以不能取这个线段的中间部分。

　　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时间作为一个与空间并列的变量，这也正是相对论干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变量与空间变量并列且不能对时的时间不可比较，所以爱因斯坦才抓住这点，进一步推导出：

　　后来爱因斯坦在《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73页~76页中又说把空间看成是充满场的非真空，以解释空间对物体的作用，但这样的话，就又回到所谓牛顿经典物理了。

　　因此，所谓突破牛顿经典时空观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不过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数学表述而已。

　　答案是：来自于中国明万历年间的《函宇通》、以及1628年《寰有诠》。这才是原版，西方传教士各版本均是抄袭自中国版本，并且还他大爷爷地抄——错——了！！！

　　而正是这些抄错的作业，添油加醋发展成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构成了相对论的基础……

　　在《格致草》（《函宇通》收录的前半部为《格致草》）《寰有诠》中，“四行”是指各种物质在地球系统中的四种运动状态，其运动状态与系统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四行”并非组成物质的元素。

　　“纯体”是指与系统隔离、不受其它任何外力的孤立物体，也不是组成物质的元素。

　　（1）西洋人将《格致草》中的“四行”理解为组成物质的四大基本元素，将四行之外的“天之纯体”理解为四行之外构成物质的“第五元素”（quint essence，即“第五元行”，也即“第五元素”，“essence”即中文发音“元行”。quint essence的简略发音即“以太”），导致西洋人无视物体是否孤立，均根据组成元素来确定运动状态；

　　（2）西洋人把《格致草》中孤立物体围绕自己中心的转动，理解为“单一元素组成的物体（围绕其它中心如地球）做圆周运动”；

　　（3）西洋人以为纯动就是单一元素所构成的物体的因动，所以认为纯动要有外力作用才能持续，这个错误也是致命的；

　　（4）《格致草》《寰有诠》说各物体在系统中各有其位置，西洋人把与系统密切联系的“元行”运动状态，理解为可以孤立于系统的“元素”物质成分，以为只要是某种“元素”所组成，就一定要有对应的空间位置，假如“元素”没有在对应的空间位置上，就会自发朝这个空间位置运动；

　　（5）西洋人认为，空间能确定各种“元素”的位置，所以空间是“可以脱离万物而存在，但具有对万物的支配力，可以让万物自然到达其合适的位置并停留在那里”；

　　（6）西洋人认为，充满物质的空间会阻碍元素朝应到的空间位置运动，因此元素运动的速度与空间物质的密度成比例，密度越小，元素运动速度越大。但若密度为0，也即虚空，则此速度没有参照系来做比例，因而速度最大而同一。

　　在对时间的理解上，翻译华夏典籍的西洋人没有办法解释不同运动下怎么用运动数值来衡量时间，所以设定与运动并列的时间变量，并给时间组成变量设定“有两端而无中间”的奇怪性质，这大概来自钟表“滴答”的声音，以及对无穷小的不理解吧。

　　只有大衍求一术可以把多种运动统一起来，获得多种运动共同的时间度量标准，从而把时间完全表达为运动形式，而不是与运动并列的时间变量。

　　西洋人设定与运动并列的时间变量，而缺乏计算时间变量的方法，所以对于不能直接对时的两个系统，他们就没法讨论两个系统的时间异同。

　　17世纪，笛卡尔由于错误理解华夏典籍，弄出了个负数，于《几何学》中第一次提出了“虚数”的概念，还带着调侃的语气称虚数为不存在的数，认为毫无用处。包括莱布尼兹、欧拉等大数学家在内的学术权威，都不承认“虚数”有实际意义。

　　学界对孪生子问题的解释，无一例外是假设兄弟最终会碰面来对时，而要碰面则必须引入加速运动，引入复杂的广义相对论计算。事实上，只要在哥哥和弟弟的直线路径上提前放置多座各自相对哥哥和弟弟相对静止的时钟，就可以实现哥哥与弟弟始终做匀速直线运动，又能相互多次对时的效果。此时，孪生子问题推导出的相对论结论就是矛盾的。

　　在逻辑学上，如果命题系统中有命题是矛盾的，则这个命题系统可以推导出任何结论。

　　自古以来，华夏都是天道民族，以模拟天道运行规律建立人文和社会体系的民族，必须重视华夏典籍，大力研究，重新理解，重新认识，才能回到真正的道统上来，不再被人蛊惑，不再迷失方向，不再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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